"Google in China"的新征程

针对此次CEO更换，Google方面强调，不会影响到Google对于中国市场的态度。此前的1月初，Google副总裁兼CFO帕特里克·皮切特(Patrick Pichette)也公开表示，中国拥有4亿多网民，是一个巨大的市场，Google愿意为中国网民服务，而且中国也需要Google。

对于Google中国之于全球的定位，刘允在2009年底接受采访时曾形象地表述为：“我们不是Google China，而是Google in China。”这意味着，经过重新衡量，Google希望形成的是一种“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双向循环，而非纯粹的本土化。

经受2010年风暴洗礼之后，Google中国现在把出口业务、展示广告、移动确定为2011年的业务重点。传统上，希望走出国门的中国企业是Google相对百度的优势客户。在新业务领域，站在“全球”高度的Google产品和服务则为其中国之路打下了基础。

为推动展示广告业务，Google在业内进行了一系列收购，包括DoubleClick和AdMob。DoubleClick主要从事网络广告管理软件开发与广告服务，在北美市场的占有率达到60%-70%，欧洲市场份额更大。AdMob则是一个手机广告平台。Google声称，AdMob目前每天收到的广告请求次数为20亿次，比过去一年翻了两番。

刘允认为，中国的客户正在对展示广告的关联性和性提出更高要求。他解释说：“过去的展示广告以吸引眼球为主，网站一般按照位置的重要程度、篇幅大小等进行收费。现在展示广告也在谈效率和回报率。技术发展到今天，网站可以根据使用者的特性为其提供定制的广告信息。不同的使用者进入同一个网站，为其呈现的广告是不一样的。”

在移动领域，除了进一步借助Android平台，Google中国今年的重点还将放在移动互联网终端广告平台上。刘允表示：“大家在移动终端上花的时间越来越多，让广告主认识到了移动广告的价值。而且，在移动终端上人们也更希望获得有用的商业信息，比如寻找附近的餐厅、下载优惠券等等。”

“移动互联网的价值不是体现在网站上，而是它带来了一个个具体受众。”他说，“相对于桌面PC，发布在移动终端上的广告更具针对性。”

来自Google的数据表示，过去一年中，AdMob广告请求增长最快的地区是亚洲(564%)，其次是西欧(471%)和大洋洲(363%)。2010年，DoubleClick还在上海成立了近30人的研发团队，专门从事市场平台研发。这也是这家公司的海外研发中心。

刘允称，在中国，Android已经有相当长足的普及，Chrome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今后Google将有更多好产品在中国落地。他表示：“在中国的互联网营销领域，我们也希望可以推波助澜，通过推出一些新的产品，带来新的营销方式和营销效果。”

为了应对越来越大的场面，一些行之有效的“本土化”特色还是在Google中国得到了保留。尽管2010年出现了代理商纠纷，刘允强调，发展代理商渠道依然将成为Google中国发展业务的支柱。与7家代理商解除了合同之后，Google目前在中国还拥有19家代理商。接下来，除了进一步提高市场覆盖率，刘允和他所率领的团队的重要任务是完成相应产品和服务在代理商中的细化和落地。

在履新Google中国的第四个年头，刘允迎来了自己的本命年。这是一个吉凶难测的征程。进入Google后，他的办公室面积大为缩减。据说，他的前同事到Google来参观时，完全不相信他就坐在这样的办公室里。2010年，为了稳定军心，刘允又把办公桌从独立的办公室搬到了格子间里，以便让自己与各方沟通和处理事情的情形及时展示于下属面前。

“Google这样一个扁平开放式的组织架构很考验一个职业经理人的领导力。员工并不会因为你是老板，或者职位比别人高，就听从你。”他说，“通过沟通、忍耐，在更广泛的协作中发挥影响力和亲和力，才能让团队同心同德完成目标。”

2011年是另一个起点

——访Google全球副总裁刘允

《商务周刊》：众所周知，2010年Google在中国发生了两次大的风波，Google自己如何看待由此带来的影响？Google在中国的业务增长主要来自于哪些领域？

刘允：2010年Google中国虽然经历了很多状况和变化，但我们坚持住了，进行了很多努力，也取得了很好的结果，用户一直可以使用到Google的产品。有产品被使用，我们就要去支持和维护，就要继续推出新的产品和新的功能，这方面我们从来没有放松过。在业务运营方面，我们的收入按季度在增长，并没有军心涣散。关键字广告是Google最核心和最基本的收入，中国市场的Google Adsense业务更是在Google的全球体系中名列前几位。此外，出口型的广告业务也给Google中国带来了很多增长。

中国的互联网行业的发展需要Google和其他企业一起来努力。互联网也不应该是排他的，只要对用户和企业有帮助，我们都应该去做。我们成长的基础已经奠定，2011年是另一个起点。

《商务周刊》：在去年的退出风波中，许多G粉是把Google推到了道德的高度上。您强调Google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这是否会对Google在这些人心中的形象造成负面影响？

刘允：我们的任何表态都没有违反自己的核心价值，我们也从来没有说过不去服务中国的用户和企业。Google把用户和客户放在了层面去采取措施。它在改变很多东西，同时自己也在尝试改变。Google一直是以用户价值为主、一直是开放的，有任何举措都会广而告之，从这点来说，这样的公司是真的值得尊重并且去为它骄傲的。

《商务周刊》：代理商发展一直被认为是Google本地化的标志，但Google中国去年停止了与一些早期代理商的合作。这是否意味着你们在代理商发展上有了新的思路？您认为适应Google中国目前发展的代理商应该是什么样的代理商？

刘允：我们停止与7家代理商的合作是综合衡量后的商务决定。其中有一些代理商的反应不理性确实让我们很遗憾，好在现在已经回归到了比较正常的处理方式上了。但Google在中国发展代理商渠道的战略并没有本质上的变化。不同的代理商有不同的能力和资源，最后都会呈现在他们为广告客户和Google带来的价值上。今年我们还会继续与代理商配合和合作，让产品和服务进一步细化和落地。

渠道在互联网营销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代理商的要求，Google只有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好好服务于企业，把所有心思都花在怎么为用户和客户提升价值上。因为互联网的广告营销讲求回报率和转换效果，如果广告主看不到效果，随时可以停止投入。在Google进入中国初期，产品还比较单一，最重要的是如何把客户数量扩大。现在，我们处于一种快速发展的状态，提供的产品也越来越多。客户的要求越来越高，将来的竞争就主要体现在服务水准和创新能力的差异上。

《商务周刊》：在宣布可能退出中国后，Google出现了人员流失的情况。这是否会对Google中国的发展造成影响？

刘允：员工离开公司寻求新的职业发展，本身就是很正常的事，我很坦然面对这个问题。但由于退出风波，我当时可能需要进行更多的说明和解释。这些员工做出个人重大决定之前，我会告诉他公司目前处于什么状况，未来打算如何解决，这是我必须要做的。他们明确这些问题后再对自己的职业发展作出判断，这就是他们的事情，我会尊重。对于Google这样一个伟大公司来说，我们的发展不会因为一两个人的离开就受影响。我们还在继续往前走，而且我们也招了很多的人进来，Google中国的招聘门槛也从来没有因此而降低。

在IT和互联网产业，如果没有人才的流动，就不可能出现创新。一批人出来创业，在新的环境和思路下，成果可能会更明显。从最早的IBM到苹果、微软，再到亚马逊、Google，接下来还会出现很多新兴的企业。如果离开Google的这些人创立了一个新的伟大企业，作为他们以前的领导，我也很骄傲。

《商务周刊》：Google一直被看作青年学子的理想家园。以前，Google中国的高层经常会去校园进行宣讲，本身也为这些青年学子树立起一个成长标杆。接下来，您打算如何保持Google对于这些中国潜力的创新人才的吸引力？

刘允：现在我们比较低调务实，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寻求发展，寻求稳定。我也去大学，已经做了很多次宣讲了。2010年，Google继续被评为IT互联网行业最受中国大学生喜爱的雇主，我一点都不吃惊。

Google还在继续保持创新特色，这是我们的DNA。员工到这儿来不是一天到晚重复传统，而是要不断对产品和服务进行创新，让用户感受更好，使客户的回报率更高。接下来，外部环境和内部产品服务的创新都赋予了我们更多的发展空间，我们应该会做得更好。

《商务周刊》：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您认为在中国工作的职业经理人和全球其他地区的职业经理人相比，是否需要具备不一样的能力？

刘允：对于我来说，如果去欧美的某个公司做职业经理人，和在中国的一个企业做，心态上是一样的。首先要考虑我能不能胜任这个工作，别人要对我进行考量，我也会对自己进行考量，双方达成一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如何利用资源，如何组织团队，如何确定战略，如何为战略安排实施方案。

但是，中国的商业环境也受一些传统文化的影响。比如有时候不是需要人去呐喊，而是需要低调，需要用一种特别的韧性去处理问题，获得的结果才是的。而西方社会更强调人的个性。因此，在中国工作的职业经理人还需要有一些人文思考和哲学追求，并且要掌握一些方法论，比如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有些地方可以牺牲一些，有些地方不要太计较。这可能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市场的差别。